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　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　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　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　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　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　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　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　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　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　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　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总结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　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　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　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　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　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　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　《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　、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　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　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　。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　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　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　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　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　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　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　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　”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　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　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　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　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　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　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　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　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　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　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　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　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　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　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　，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　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　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　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　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　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史学能够　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　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　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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