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美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作品中大胆地创新表现手法，以自己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和独到的思想深度，“描写一个年老垂死的世界”[1]，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美国南方　旧体制腐朽没落的根源，无情地批判了压抑和摧残人性的清教主义、奴隶制和种族主义　，表现了身处历史变革之中的南方人的精神危机。
　　在福克纳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势力，主宰着整个南方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支持着奴隶制和种族主义，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加尔　文主义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派别，它一方面要求对社会进行　激烈改革，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又僵硬地信奉原罪和命运生前决定　的教义，压制人的欲望，谴责任何形式的娱乐和享受。“加尔文化了的耶和华”，具有　一种严厉而毫不宽容的特质，是《旧约》中那个不断惩罚的“部落之神”[2]。美国南　方人信奉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厉而僵化了的上帝，生活中的“享受被等同于罪恶”，生活　成了人们“自己把自己不断地钉在十字架上的过程”[3]。福克纳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　宗教保守势力横行的社会环境中。他的家庭也信奉传统的基督教。他的曾祖父“是一个　在宗教原则上绝无还价可讲的人。他的原则之一就是每天早餐前，每个人从小孩到大人　都必须准备好一段《圣经》摘录，并流利地背诵。不然的话，就别想吃早饭”[4]。他　的父母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属于美以美教(Methodists)，母亲属于浸礼教(Baptists)，这两个派别的教徒组成了美国南方的早期移民。正像在福克纳的小说《小　镇》里，查尔斯·莫利森回顾杰弗逊镇的历史时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个镇是由雅利安　浸礼教徒和美以美教徒所创立的”[5]。福克纳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和创作，他的思想　和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正如福克纳自己所说的，基督教文　化是像他这样“一个南方农村小孩的背景……我在其中长大，我不知不觉地将它消化吸　收。它存在于我身上，这与我究竟对它相信多少毫无关系”[6]。尽管福克纳的创作思　想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的特征，尽管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与影射，但他　从未把宣扬基督教教义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他并不是一个基督教作家。相反，在他几　乎所有的作品中，都对压抑人性的清教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福克纳心目中的上帝是　宽容而仁慈的，他对加尔文主义清教的上帝充满了愤懑之情，所以才有了他作品中那么　多发生在基督教重大日子里的罪恶与不幸。
　　《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的故事，就是以耶稣受难的星期(passion  week)为时间背景的。小说中班吉(Benjy)部分的时间背景是4月7日圣礼拜六，　这一天正好是班吉的33岁生日，而耶稣正是33岁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里便有着十　分明显的影射性。班吉是一个白痴，枉有33岁的年龄而只有3岁儿童的智力，甚至不会　说话，只能“毫无意义”地“喧哗”。(小说书名《喧哗与骚动》出自莎士比亚悲剧《　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语：“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都没有任何　意义。”[7])小说中另一个人物，班吉的姐姐凯蒂(Caddy)漂亮、热情而富有同情心，　也是康普生家族里惟一真正爱护班吉的人。班吉和凯蒂生长在一个既没有母爱也缺乏父　爱的家庭里，从小受到清教式的严厉教育，在没有爱的生活中，他们更加渴望着理解与　关心。班吉在感情上完全依赖着凯蒂，而凯蒂则试图在异性的爱抚中得到慰藉，结果却　走过了头。福克纳笔下的班吉影射着耶稣，尽管他是一个白痴却有着耶稣般的超自然力　，竭力想阻止凯蒂的堕落。然而这种耶稣般的超自然力并不能拯救凯蒂于走投无路的逆　境之中，凯蒂还是堕落了，最后竟成为纳粹军官的情妇。这里影射的含义是十分直白的　：耶稣竟像白痴一样的无奈，只会“毫无意义”地“喧哗”。影射对主题的深化作用也　是十分明显的：福克纳借助“耶稣”的无奈，来揭示代表着南方旧传统体制的康普生家　族的没落是无可挽回的，即使是上帝的超自然力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不用影射上帝　作为衬托，这一主题远不会揭示的这样深刻。
　　在《寓言》(A  Fable)中，福克纳更是直接使用了耶稣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个反对战　争、倡导和平的人物形象，他像耶稣一样有着12个追随者(门徒)，而出卖他的人(犹大)　也正好得到30枚银币。同耶稣一样，他也是在星期三被捕，和两个盗贼(强盗)在星期五　一起被处死，死时也正好33岁。这个班长形象，是人类追求和平与正义的象征，他曾成　功地把敌对双方的士兵团结在一起，一度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缔造了和平。福克纳刻画　这样一个人物被处死，是对战争与社会腐败的抨击。他在谈到《寓言》时曾经说过：“　如果耶稣在1914年～1915年再度降临的话，他就会再一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8]这　就一语道破了《寓言》的创作思想，说明它不仅仅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对整个西　方世界的腐败和对教会背叛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讽刺与批判。从《寓言》的创作手法上　我们不难看出，由于福克纳以宗教典故进行隐喻与影射，让一个普通人的行为与命运同　耶稣和基督教联系到了一起，使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与战争虐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　把宗教伪善的面具撕剥得荡然无存，使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广袤的寓意，也使作品的表　现力和批判性变得更为深刻与辛辣。
　　加尔文主义在美国南方曾有着不可一世的强大势力，这种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在南方蔓　延和发展，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从神学的角度支持了南方的奴隶制和种族　主义。加尔文主义与种族主义相互勾结、相互支持，许多最极端、最残忍的种族主义者　，往往正是最狂热的清教徒。福克纳的《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取材于他11　岁时发生在南方的一桩种族惨案。1908年9月8日，一个名叫勒尔斯·伯顿的黑人因杀死　一名白人妇女，而被一群清教徒冲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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